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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乱局结束之后，士绅们又撕毁了当初逼出来的契约。

        或曰：“奴辈谓奴不当与天地同休，是则真奴语也。夫有天地，斯有君臣、有父子、有主仆。天地不变，则君臣、父子、主仆亦不变。主仆之义，天地同敞……假使鼻不居于眼下，而忽居额上，讵可名人乎哉！”

        大顺内部其实是个内部割裂的社会。

        华北地区、北方大部，经过明末长久的战乱、拉锯、起义、反抗、屠杀，如今基本还保持着小农为主的经济基础，大地主不是非常多。

        运河地区，因为长久的水患，民风凶悍，贼匪太多，动辄出现天灾之后，打着“孔老二被困陈蔡的时候，从叫花子祖师范丹手里借过吃的，但是他妈的日后也没还。现在我们这些叫花子都是范丹的徒孙，让你们这些孔老二的徒孙士绅还点钱、还点吃的，父债子偿、师债徒偿，这不是天经地义吗”这样的口号，靠着底层宗教组织起来，乱成一团。有些地方士绅不得不多有让步；有些地方则是士绅就是贼匪的头目，搞出什么佃户避讳、除夜权之类的魔幻情况。

        过了江淮，江南地区，大地主、大庄园就比较多了。明代流下的蓄奴习俗、大量的兼并的土地、绝大多数人是佃户。这和北方、尤其是华北、西北等大顺当年杀人比较多的地方的经济基础，就完全不一样。

        再往南，宗族势力强大、基督教传播日凶，大量的被宗族欺压、被吃绝户的人，都是暗地里的基督徒。土、客矛盾，宗族械斗，也给了宗教极大的可乘之机。加之对外贸易中心北移，出现了许多的失业者，宗教这几年着实泛滥。

        这种基本被撕裂的社会，隐藏在大顺开疆拓土的盛世之下，都是潜在的巨大危机。

        危机之下，便是工商业发展的巨大阻碍。

        江南地区的经济基础，注定了许多商人本身也是囤地的大地主。这就使得他们在本地的关系网很深，对于囤地收租这种事也非常熟悉了解。

        同时也意味着，想要在资本主义萌芽地区，通过减租、减息、永佃等方式，促进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就非常困难。

        没有配套的政策，想要发展工商业，就特别的难。而这个政策，不是说朝廷鼓励工商业发展就能发展的。

        大顺想要让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长大，和西欧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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