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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搞，也不是不行。大量的有技术的中农，成为押租包地的主力。排挤真正的下农、贫农、佃农破产，或是去做工，或是顶着50%的死亡率下南洋。

        而这，又和他之前设想的一些计划相悖。

        本来，他想着欧洲的贷款利息那么低，大顺民间的借贷利息这么高，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利息差，搞一些助农贷款。

        王安石的青苗法，全面推广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小农的偿还能力是最低的。但刘钰觉得或许可以在一些经济略微发达的地区尝试一下，以欧洲的低息贷款，只要能保证15%的利息，给欧洲的金融资本10%的回报率，两边都能接受。

        他对王荆公还是颇含敬意的，虽然知道他搞得那一套实践起来确实难，而且连后世银行都知道贷款最好不贷给小农这种无偿付能力的。但有时候想想，看看小农的苦难生活，终究还是想要尝试做点什么的。

        然而只怕搞出来后，钱不是去了土地，而是流向了利润率更高的地方。使得押租制需要的押金急速上升。

        这即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若是搞赎买、垦荒、均田、永佃，甚至搞类似于俄国那边的农奴解放，这种面向农村的助农的银行，应该都是可行的。

        但若是搞押租、典押、土地出让经营权，这好像就没用：拿到经营权的假佃农，不会盲目去贷款，也基本不需要；而没钱押租的真佃户贫农，只怕也根本还不起贷款，哪怕给15%的利息这么低，怕也难。

        刘钰自己心里也清楚，搞什么三十年赎买之类的制度，也就是过过嘴瘾。

        如果上层制度不能动的话，那么这种银行就毫无意义。真要搞三十年赎买，搞青苗法用处是很大的。

        大顺延续前朝末年的“永佃”呼声，想要实行，只能依靠政府官僚的力量强制推广。

        但政府官僚又都是反对永佃的，因为他们是收地租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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