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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可以借题发挥的问题，就是刘钰在法国说的那一套“中国和法国，将是君主制最坚固的堡垒”之类的说辞。

        实际上，中国和法国，怎么看都像是一波干碎王冠绝对没人敢拾的激进共和最坚固堡垒。

        而此时看起来似乎更不那么君主制的荷兰、英国，反而可能是君主制最坚固的堡垒。

        英国、荷兰搞成现在这种制度，并不是新教、旧教的缘故。

        但是，一个人手掌有红晕则肝有病；两个人手掌有红晕肝还是有病……那到底是不是会叫人产生某种猜想，觉得这两者之间有联系呢？

        这就是一个摆在皇帝面前的思考。

        刘钰不会去思考这些东西，齐国公也不会思考这些东西。

        但是一旦把新教和荷兰英国制度强行联系在一起后，皇帝必会去思考。

        应该说，在大顺禁教、英国也能用放开茶税做筹码的背景下。

        刘钰的“人与畜生”、“佛转弥勒”、“英荷制度”这一套素质三连，将会极大地影响皇帝做出判断。

        那些不知情的西洋人，说刘钰是大顺的“幕后外相”，实则刘钰心里很清楚，自己根本不是。

        自己最多也就是个类似于法王路易手底下那个“国王的秘密”的小圈子外交国务的成员而已。

        真正决定大顺政策走向的，还是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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