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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只能选择在大灾之后,兼并土地,强行画出数十万亩的隔绝区,强制种棉,最终获得了成功,稳定了棉籽、改良了棉种。
这个经验,对大顺也是一样的。
大顺的基层组织力,是否有能力发给农民棉籽,并且在秋季保证回收?
不能。
如果大顺对乡村的组织力、控制力达到这个程度,修个淮河入海也不至于需要举全国之力、耗国库数年积蓄。要有那份组织力,这分明就是一个省自己就能干的事,哪轮得到举国之力?
大顺的基层控制力,是否有能力保证,收棉花的,不把老旧棉花混在一起,轧棉的时候种子混杂?
当然也不能。
如果有这等程度的对小商贩的控制力,大顺的商税早就可以直接把盐税废掉了,估么着商税早碾压三十税一的农业税了。
大顺的基层贫穷程度,是否能保证小农不吃棉籽油?
这个就更不可能了。
要是富裕到这种程度,刘钰闲着没事干啊,非要出去抢海外市场?这消费能力和市场,肯定碾压如今的欧洲加美洲了,直接上轻工业化内循环吧。全国不再吃粗棉籽油的时候,苏联都他妈解体了。
好在,大明给大顺留了一份非常伟大的遗产,仿佛是冥冥中的国运。
即,大明没有对淮南进行晒盐法改革,保留了最原始落后的小户煮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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