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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于他朝，大宋的炉户身份自由，来去自便，但“炉”却是相对固定的单位，有照贴才能开炉炼铁。

        严四郎的曾祖只身来到莱芜监寻活命时，只能做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鼓风小工，传到其父时，就已经做到了炉头，等严四郎当家后，更是靠着四代人的积累，与人合伙，从原来的东家接过了高炉照贴。

        其时官府课二成铁税，另外八成许自行售卖，最初的几年倒也得了些钱，但崇宁年后，朝廷改革铁政，在上缴二成铁课的基础上，另外的八成出产也要全部压价售卖给官府。

        市面上生铁一般能卖到35文每斤，高炉全力运转一年也就能炼十余万斤铁，刨去课税、矿石、煤炭和人工成本等开支再分成，一年满打满算也就能得百十贯钱，而官府的收购价仅30文每斤，直接抹掉了大部分利润。

        合伙人眼看利润微薄，撤资别寻他业。

        严四郎却是个认死理的，认为如今天下太平，无论是百姓置业，还是朝廷兴土木，都少不了用铁，听说南方诸州上缴的铁课全作浸铜之用，天下到处都要用铁，而且需求不断增加，炼铁又怎可能没有出路？便咬牙坚持经营。

        随后，京东西路坑冶司、提辖检踏置了又罢，罢了又置，政策时紧时松，加上官府因为屡屡拖欠炉户的铁料钱，不得不默许炉户私自售卖部分铁料补贴经营，倒也挺了下来。

        谁知，近两年不知怎的，粮价不断上涨，严四郎早年经营好时，也曾置下了二十余亩水田，两个儿子，长子严冶随自己炼铁，次子严铁耕田养家，短期内倒是饿不死，但炉上雇佣的几个客户却是全靠工钱买粮，若涨工钱，自家便不得钱，不涨工钱，又留不住人，没奈何，几个惯用的熟手相继离去。

        好在此时莱芜监多的是无以谋生的客户，有人一家老小拖累重，自也有人拖累轻，旧人去了新人来，还是能够勉强支撑的。

        当汤隆以购置铁锭的名义，了解办矿买炉事宜时，严四郎便看在钱的份上，同他多聊了几句，劝这个精于打铁却不擅炼铁的关西汉子趁早死了这条心。

        汤隆外表粗豪，内里却是极为敏感的性子，不谈其与表哥徐宁的狗血恩怨，只说当初徐泽离开延安，隐晦的邀其同行，其人还看不上徐泽，放不下身段。

        不曾想，才过两个月，自己就落魄到要寄身徐泽之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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