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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泽知道，但不方便直接说出来。

        她们最大的问题是没摸准方向——

        没搞清楚为什么要办女学，要办怎样的女学，办好女学为了什么。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把女性“人”化，还是“物”化。

        也就是说，是把女性视为“劳动者”和“创造者”，还是当成“花瓶”“金丝雀”或生育工具。

        大宋是尊重部分女性权利的，刑律就保障女子再嫁，可带走嫁妆的权益（财产权）。

        但钱财毕竟是身外物，这种权利很不靠谱。

        一方面使得女儿家的父母倾其所有准备嫁妆，

        一方面夫家也很容易通过温情、压迫等手段，“合法”地获得嫁妆转移。

        其实，徐泽之所以同意赵竹娴创办女学的建议，

        还真就是为女性争取真正的权利——受教育权、劳动权。

        只有这两项基本权利得到落实，女性才能有更多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机会。

        女性在学校受到良好教育，开阔视野，掌握了更专业更复杂的生存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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