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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泽的记忆中，后世，黄炎培也问过伟人类似的问题。

        当时，抗日战争还未结束，中国的革命尚未看到全面胜利的曙光。

        已经六十八岁的黄炎培，经历了光绪、宣统、北洋政府、南京国府等年间的历史洪流，阅历极为丰富，可他从来没见过有什么长久的事情。

        其人感慨：“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黄炎培认为，任何一个积极向上的组织，创业初期的条件都很艰苦，又有很多内外的压力，一有不甚，就是败亡的结局。

        因此，组织中的成员不敢不谨慎，不敢不用心，不敢不努力。

        但是创业成功之后，创始者功成名就，要享受荣华富贵了，再也没有努力奋斗干事业的雄心和忍耐精神。

        而且，作为致力于夺取政权的组织，一旦坐了江山，就不再是以前那种好调头的小船，

        这个时候，组织要应付的事情特别多，内外环境也特别复杂，此消彼长之下，组织的生命力也就到头了。

        对于黄炎培这个问题，伟人肃然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今时不同后世，自然不能照搬伟人给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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