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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让他们激动的，是徐泽在明确提出今后将会建国，并说“活下去”的层次太低后，迎出这面大旗，而旗面上的“大同”呼应了同舟社的“同”。

        至于“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社会治理模式，他们虽然心向往之，却不敢相信，更害怕社首会相信。

        因为数千年以来，勇于实践的华夏先民早就实验了各种能想到的社会模型。

        其中，自然不会缺少“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不提只存在于传说之中，并无详实文字可考的上古圣王事迹。

        便是天下一统的秦汉之后，仍然有这样的社会实验——这位勇于探索的政治家叫做王莽！

        通过“选贤与能”走上君位的伟大先行者王莽，用自己的头颅告诉后来者——千万别再尝试“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空想！

        其实，王莽新政的出发点究竟是后世意义的“天下为公”，还是借新政之名，复古三代之政，都有很多疑点。

        徐泽不是专家，无法给出准确判断。

        时人的观点，则多认为王莽实为复古，而非“新”政。

        但众人又不是徐泽肚子里的蛔虫，谁能确定社首和王莽想的就不是一回事？

        而且，一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时期，“公”的含义也与九百年后的后世有很大的差异。

        既有先公（祖先）、爵称、王臣、祖考等意；也为诸侯之称，如公室、公田；还引申为公共之意，如公宫。

        纠结大道为公的“公”是什么具体含义，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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