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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冶户为了完成课额，便会优先考虑压缩成本生产粗铁，由此导致一方面官府收上来的铁基本不能用，另一方面又会导致冶户技术退化，时间越久，产的铁就会越来越不行。”

        这些问题汤隆、严四郎曾经都跟徐泽汇报过，但二人认为主要原因是“人心”不好，要选合适的人当官，要给老实经营的冶户机会之类。

        二人的这个观点当然没错，但没有操作性。

        谁是“合适”“老实”的人？

        谁能一辈子都“合适”“老实”？

        谁来判断别人是否“合适”“老实”？

        谁又能决定谁有资格判断别人是否“合适”“老实”？

        小铁矿还勉强凑合，成千上万人的大规模铁监用这种方法选人基本做不到。

        这就是眼界与阅历的差别，也是很多事只有在某些人手中才能办成的原因之一。

        “其二，监冶务场各自为政，管理者为了政绩，相互防范，就算同一个铁场中，各冶户也是敝帚自珍，相互之间极少交流，信德府的铁炉和相州就有较大区别。”

        “再比如磁州固镇百炼钢一绝，也只是四家能掌握此绝技，綦村铁务有几家能产灌钢，比起百炼钢相差甚远，但比普通生熟铁又强了不少，下官认真考察了两地的工艺，认为这中间有必然联系，这段时间正在找人验证。”

        不错！

        后世以含碳量多少来区别钢与铁，无论传统的百炼钢技法，还是后世的炒钢技术，都是想办法减少生铁中多余的碳和其他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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