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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之罘湾建军开始，同军这些年南征北战，既打宋军，也打各路叛军，还打辽、金、大元、高丽等势力的军队。

        就是因为徐泽清楚自己没有任何同盟者，大同的天下只能由同军自己去打，绝不能指望宋、辽或其他各地的“义士”代劳。

        牛皋、武松、李逵等将领深受其人的影响，也不相信其他主动带兵投靠者。

        真要赶上来投靠也可以，大同早有先例——平州军阀张觉。

        只要“主动”放弃一切特权，老实接受大同朝廷的调遣和整编，就能享受同军的庇护，从此过上平静的生活。

        兴中府和宜州的抗金暴动“义士”显然不能接受这个条件，真要能接受，他们也不会反叛实际上对守旧势力更加宽容的金国了。

        尽管同、金两国结成同盟后，处于战略优势地位的大同经常对大金指手画脚，但这种干涉都没有超越双方同盟的大框架。

        擅自接受这种叛乱势力居心叵测的投靠，而承担背盟毁约的严重后果，实为不智。

        因此，面对兴中府和宜州两地的“投靠”，武松毫不犹豫便拒绝了。

        但对方既然找上门来，维护和平与正义并为辽地带来希望和秩序的大同也没有置之不理的道理。

        收到武松的上奏后，徐泽当即作出批示：协助盟友稳定好兴中府和宜州社会秩序，勿使其地发生人道主义危机。

        而金国方面，完颜阿骨打也及时回复了完颜昌：查明叛乱原因，尽力招抚两地官民，不可多作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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