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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消息是白相公很顺利地进入了大同境内，坏消息是之后便没有了进一步的消息。

        在此期间，京东西路关于经略副使苏迟借备战之名，搜刮民脂民膏以自肥的弹劾却如雪片般飞到临安。

        大同的态度没有摸清楚之前，赵佶哪有心思关心一团乱麻的京东西路？

        截至目前的各方面情报显示袭庆府的动乱似乎真的只是意外，至少同军进入袭庆府后并没有趁势追击溃军进入济州。

        可大同正乾皇帝用兵手段出神入化，极擅隐真示假，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之前，谁都不敢松口气。

        在大宋君臣的胡乱猜疑中，京东西路再次传来急奏。

        这一次，并不是战事，却比战事更加惊天动地——有人撰文《孔子改制考》。

        这篇文章有明显的“格儒”风格，开篇就指出了儒学先驱周公旦创制“礼乐制度”，本意是周革商命，需要以新的社会制度解决新的社会问题。

        数百年后的孔子继承先贤，修订《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六经”，目的同样是为了解决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社会问题。

        由此可见，儒家因时而变的传统在开创之初就已经奠定。

        其后，公羊子、孟子、董子等大贤无不是秉承这一传统，研究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总结新的理论，以对儒家学说进行丰富和发展。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作者总结到儒家从来就不是因循守旧的学术派别，礼乐也不是儒家的真正内核，关注时代发展解决时代问题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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