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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徐泽考虑到濮州离开封府太近，不想过度刺激赵宋君臣脆弱的神经，才没有让共建会的活动公开化。

        身在信息闭塞的后方，平头百姓有可能会被官府的宣传蒙蔽。

        但处于一线的濮州军民却有自己的眼睛和鉴别力，同宋两国谁强谁弱，在那边的日子更好过，百姓们自有判断。

        随着大同取代大宋的形势越发明朗，私下“通同”的濮州军民也与日俱增。

        而在朝廷迁都之后，更是有失去控制之势。

        袭庆府之乱表面看是知府徐处仁尸位素餐不修战备，守军贪生怕死无胆迎敌，让一个并不大的仙源县突发事故都能引发举府兵马溃逃的恶果。

        实际却是宋军深入骨髓的惧同情绪在朝廷主动迁都避敌后的大爆发。

        堂堂天子与衮衮诸公都没有直面大同帝国的勇气，凭什么要求贱如罪囚的底层丘八们将自己的脑袋送给注定打不赢的敌人砍？

        因而，袭庆府的问题绝非个案，同样处于大同帝国半包围的濮州肯定存在类似的问题，差的只是另一个“仙源县之乱”让守军解脱罢了。

        濮、济两州相连，刚刚接下经略济州、单州、濮州和广济军四地重任的大宋新任京东西路经略副使苏迟对濮州的情况自然不太陌生。

        为了不让濮州成为下一个袭庆府，其人走马上任后就立即着手整顿其地的防务。

        大战将起，苏副经略使也不敢玩太大的动作，只是小范围内轮戍济州与濮州两地的军队，并严格控制补给以向濮州守军略微施加压力。

        行政上，则严令濮州各县乡重新建立早已名存实亡的保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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