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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山不敢辞,乃请捕贼诏书并南阳府使臣数十人以行,皇帝亦许之。
由此,闹出了不小的动静。
彼时还在尚书右丞任上的李纲得知此事,前来劝阻。
“使山之所图果成,惊动道君,此忧在陛下;使所图不成,为数人所觉,万一挟道君于东南,求剑南一道,陛下何以处之?”
赵桓也确实担心这样的局面出现,乃被李纲说动,并询问李相公对策,后者答:
“不若罢聂山之行,只明着贬低童贯等人,乞道君去此数人者,早回銮舆,可以不劳而事定。”
李纲的建议其实是麻痹、分化这些奸臣,再逐步剪除道君的羽翼。
赵桓半信半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重新下旨。
旬日后,童贯等人果真相继而去,仅留下蔡京父子继续随驾扈从太上皇。
恢复祖制,惩处奸臣算是大宋朝臣们唯二能够达成共识的朝政大事。
可即便是要惩处奸臣,除了蔡京、童贯这等大奸“众望所归”没有疑问外,对其余奸臣的认定也难以形成一致意见。
大宋沦落到如今的地步,奸(位)臣(子)肯定不止蔡京、童贯等寥寥几人,除恶务尽,要做就做到底。
问题出在“谁是奸臣”的定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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