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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宋军民惧同入骨由此可见一斑，且短期内也没办法消除这种负面情绪，那就只能以严刑峻法尽力压制了。

        四月二十八日，令在京监察御史、在外监司、郡守及路分钤辖以上，举曾经边任或有武勇可以统众出战者，每人举二员。

        四月二十九日，诏三衙并诸路帅司各举谙练边事、智勇过人并豪俊奇杰、众所推服、堪充统制将领者各五名。

        显然，宋军惧同皆不敢战，指望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已经不现实了。

        赵桓不得不转而求其次，看能不能“众推之下有勇夫”。

        五月初二，诏天下有能以财谷佐军者，有司以名闻，推恩有差。

        四日后，朝廷下诏重申铜禁之令，并禁以金银做饰物。

        这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国家财赋日窘，已经没人能开源了，节流也有限度，怎么办？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大宋现在的问题是连年征战连番大败，既无足食，也无足兵，民更不信朝廷。

        这两道诏令也算不是办法的办法，至于会不会造成地方官府趁机勒索百姓，或军队与地方豪强相勾结等问题，则不再朝廷考虑的范围内。

        一切的一切，都只有先度过了眼前的难关，挽救了大宋国灭的命运再说。

        五月初五，以少傅、安武军节度使钱景臻，镇安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刘宗元，并为左金吾卫上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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