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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纲受领任务后，只是请皇帝御笔书写就《迎道君表》后，便收拾收拾行装义无反顾地赶往江陵，前去硬刚满朝文武皆不敢直接面对的道君赵佶。

        而在其人离开临安的次日，监察御史余应便在朝会上面奏天子，言：

        “臣闻舜既受命诛四凶，而天下服者，何也？以其用刑轻重当於人心也。

        ……今彦、安中、师成或殄或窜，而京、贯、攸尚从轻典，罚之不同如此，此军民之所以愤怨，士论之所以喧沸，而陛下有刑失之讥，大臣有庇奸之谤也。

        伏望睿慈，大正典刑，放京、攸于南荒，枭贯于东市，以慰宗社之灵，以决天下之望……”

        左司谏陈公辅也出列求奏，言蔡京父子“邪佞奸险，能为身谋，则举朝公卿，无出其右者。若使其迟留畿甸，他日奸谋复肆，群臣皆乐附之。”

        其人言毕，其余朝臣大多也尽皆附和，大谈“攸果入都城，则百姓必致生变。万一惊犯上皇属车之尘，则坐不预言之罪”。

        众臣不约而同地选在同一天向依附道君的蔡京等人发难，极尽危言耸听之能，想以言语煽动皇帝对这些奸佞做出最狠的惩罚。

        赵桓不清楚这些臣子私下有没有串联，却发自本能地对他们的话持怀疑态度。

        其人想到了当初陈东以惩处奸臣之言煽动市民暴动之事，总觉这些臣子对奸臣如此卖力喊打喊杀暗藏祸心。

        当然，一片喊打喊杀中，也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

        太宰吴敏便认为太上皇尚滞留在外，朝廷就急着处置其身边的宠臣，担心这些奸佞会狗急跳墙，行那不测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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