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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年天灾人祸之下，灾民生存艰难，绥远的人口贩卖之风也日盛一日，致使绥远的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绥远红十字会调查称：“所有土著灾民，未能远去，不得不茹苦忍痛，卖妻鬻女，以图苟活……约计全省可达十万口之多，为伶为娼者，触目皆是。始以晋北各县正式来娶，尚属正当；嗣后大批为人贩子贩载而去，竟以辗转牟利，甚至有先将已妇卖出，作为资本，携资来贩者。缘内地妇女，年事稍富，即可售得三百元至口百元，灾区所买，不过一百余元足矣。加以有所谓人牙子者，从中架空操纵，而卖人之家所得不过数十元。并买得一妇，附带幼女一、二口，有转卖其女，而自得其妇者；有转卖其妇，而白得其女者。其中十三、四岁之幼女，买到后即行合房，此弱小之女同胞，无辜被摧残污辱，诚天下之最伤心事。现在调查全省人口，男性占十分之九，女性占十分之一，将来人口繁衍上，实受重大之影响也。”

        29年灾害的后果尚在延续，30年的灾害又接踵而至。1月9日，《大公报》登载《绥远通信》说，因天气奇寒，绥远17县几日内，“冻馁而死者15000余人”。

        几日内，竟冻死如此多的人口，固然是由于天气寒冷，但天气之外，却另有原因。一是连年荒灾之后，粮食早已告罄，灾民腹中能用草根、树皮混个饱都成了奢望，身体对严寒的抵抗力近乎为零；二是灾荒之后，生存都成问题，也就无力购买棉衣，多数灾民都是铺盖着几张破羊皮赤体而卧，没有足够的衣物、被褥御寒；三是平绥路运费太重，煤价提高，灾民们买不起煤，又缺乏其他取暖燃料。

        ……

        李云天语带凄凉的介绍完绥远灾情后，又道：“师叔，这些年我们在山东也收留孤儿，救助灾民，可我从没想过绥远这边的灾情会这样惨重。用人间地狱来形容都不为过。”

        赵振中听后心中仿佛被压了一块沉重的巨石，朱庆澜也神情凝重。

        “我沿路看到树皮都被剥光，很多村子土坯房也都倒塌，只是没想到灾情比我想的更严重。那绥远当局就丝毫不管吗？”赵振中沉声问道。

        “绥远那位李主席是什么措施我不清楚，不过，我这两天却亲眼见到在沿途几个受灾的县城里，警察和士兵与人贩子和放高利贷的沆瀣一气，一起大发难民财。而且我发现，一些县城里并非没有粮食，只是粮食被有权有势者所掌控，趁此灾难之机榨取更多的利益。”李云天愤懑地说道，“看看从腊月到现在冻死的这些灾民，再看看那些官员们吃喝照旧，我现在真的明白什么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了。”

        “唉……阎锡山啊阎锡山，他就不担心这样会人心尽失么？”朱庆澜失望地摇了摇头，没有再多说。

        “朱先生，象您这样不为高官厚禄所诱惑，致力于救助灾民的人，遍数中国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来。在那些大人物的眼里，平民百姓不过是他们争夺自身权益的砝码而已，当权者口中叫嚷着民主，可又有几个人愿意真正的让民众当家作主？不说别的，就说去年国内灾情严重时，南京政府和桂系、冯玉祥、唐生智等人一个个忙着打生打死，可曾有谁考虑过民众利益？”赵振中叹道，“难怪司徒老哥他们信不过官府的人。”

        灾荒联系着政治。一个政权的防灾抗灾能力，是其治国能力的重要标志。而国民政府置灾民在死亡线上挣扎于不顾，却为了派系间的权力争夺而打生打死，加重了全国性灾荒的事实，促使许多人认清了其真实面目，从对它的幻想中觉醒过来。这些对国民政府有了清醒认识的人不仅仅包括国内的一些人，还包括一些国际人士。

        1929年进入绥远灾区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曾坦承“……在中国西北，我目击数以千计的儿童死于饥荒。这场饥荒最终夺去了五百多万人的生命。这在我一生是一个觉醒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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