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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4月底，列宁的代表到了漳州，考察漳州新政，寻求与陈炯明合作。陈炯明也曾对此寄予希望，但最终，苏俄因与陈炯明在一些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所谓的合作也就不了了之。

        1920年秋，陈炯明出兵取得广东政权后，就邀请陈独秀到广东主持教育全局。而陈独秀则在21年3月24日于广东建立中共党小组。在这一时期，陈炯明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早期人士相处的还是很愉快的。

        就连蔡和森后来也在《向导》第8期撰文指出，“民国九年，陈炯明在漳州的时候，曾在精神上和实际上赞助社会主义运动，并曾为民主**努力，彼时社会主义者与之发生关系是极应当并且是光明磊落的行为。故陈炯明和民主**势力回到广东以后，社会主义者陈独秀曾到广州去办教育，这也是极应当的，也是极光明磊落的行为。”

        再后来，陈炯明因反对孙文不顾民生一意北伐而导致双方决裂，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共秉承其苏联主子的意图，同陈炯明分了手。

        由此，陈炯明对苏俄及其操线控制下的中共开始有了真切的认识。他认为，苏联不可信赖，而中共在摆脱苏联控制之前，只能是苏联干预中国的棋子，是跟着莫斯科指挥棒转的傀儡，这个组织不但在主观上有着“武装保卫苏联”的思想认识，就是客观上也存在着分裂中国的倾向。而这一倾向，在中共为蒙古独立大声叫好以及成立所谓“苏维埃共和国”的行动中表露无疑。

        对比之下，赵振中所领导的民众党，不但不依靠外国政治势力提供帮助，反而凭借自身能力通过创办公司等行为，自行设法从国外获取资源来壮大、发展。这和国内其他政治势力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这种做法也和陈炯明一直以来的所坚持的国家、民族观念不谋而合。

        看了赵振中此前所撰写的《国家、民族与政党》、《生产力、思想、组织及战斗力》等论述后，陈炯明不由得摇头苦笑道：“早知道你老弟有这么深刻的认识，我还费劲搞致公党理论做什么……”

        顿了顿，陈炯明又大感兴趣地说道：“不过你老弟别出心裁，竟能从老祖宗的华夷之辨里吸取有益成分，给国家、民族和政党注入了新的内容，还把共产主义和世界大同联系起来，实在不简单。”

        “呵呵，我也就是偶尔琢磨的。真正说到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我可比竞存先生差太远了。”赵振中笑道。

        中国古代的华夷之辨，不是看你种族、民族、出身，而是看你是否认同中华文化。如果生在中原却有禽兽行径，那即便你出身很高，穿戴、谈吐也和众人一样，但你仍然是蛮夷；相反，如果你出身于中原之外，但认同中华文化，并能一体遵行，那你就是华人。说白点，在古代，如果一个黑人跑到中国来学习、贯彻中国文化，那他就算得上是华人。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基于文化认同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捣鼓出来阶级学说，鼓吹暴力**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使苏联和中国国内很多人深受影响。为了与之对抗，赵振中便费了心思从古人“天下”、“大同”、“华夷”等概念中找来合理成分，推行中华文化范围内的天下大同。

        从破坏力方面来说，阶级学说确实会激发民众的仇恨，要胜出中华文化不少，但这种学说的后遗症也不少；而对融合不同阶层的民众来说，中华文化的包容就胜出多多了。以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最终结果会如何，就连赵振中也不清楚。

        不过，赵振中所提倡的中华文化，可不是宋以后被阉割的文化，而是包含着“天下一统”、“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秦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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