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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间形势是敌强我弱，国战一打起来，可就不是一两个月或者一两年内能结束的，阎公要早做准备。至于我军与阎公所部在抗战期间的合作，我是这么想的。”

        赵振中看看阎锡山那心切的眼神，略一沉吟，便接着说道：“晋西北9县，我军将坚守不退！凭借那里构筑的工事抗击、牵制日军有生力量！阎公在晋西南抗战基地建立后，北可与我军晋西北防区相接，西可与我陕北地区相通，这在态势上比较有利。西北作为战略后方将会为阎公所部提供伤员救治、衣食供应和部分弹药补充方面的帮助。

        但是，西北与阎公的联合是基于抗战在政治上的联合，而并非军事指挥上统一作战的联合。我军将奉行独立自主的作战方针。毕竟，我军和晋绥军在指挥体系、作战思想、装备和兵员素能上都有很大不同，一味追求指挥协同不具有实际意义。换句话说，西北与阎公的联合是战略上和后勤上的联合，不是具体战役和战术上的联合。”

        阎锡山感到深深遗憾。原本他还想通过与西北联合，以协调两军指挥的名义获得指挥晋西北人民军作战的权力，却不想先被赵振中把话给堵死了。

        “振中，中日间已是敌强我弱，若我们再各自为战，那实对抗战不利啊。力聚则合，力分则弱，联合起来作战，形成一个拳头，打击敌人才更有力。”阎锡山仍想争取。

        “阎公，恕我直言，不顾实际而求联合作战，弊很可能大于利！”赵振中分说道，“诚然，如阎公所说，‘力聚则合，力分则弱’，但那是在力量归属于同一个体系的前提下，是指挥体系、作战方式、作战目的、后勤供应等等同一的情况下。若是力量原本就来自不同体系，各方面构成又不统一，又各有心思，所谓的联合作战也将有名无实。

        假设，中央军、晋绥军、中共红军、我部人民军现在归属于阎公指挥，虽然大家都为抗日，但恶仗、硬仗你让哪个上，哪个都心有异议。没人愿意自己硬拼，付出重大牺牲后却让其他部队摘得胜利果实。长城一战，中国集中了30万大军，对抗日军5万兵力，尽管日军有飞机、大炮，火力强劲，可若不是中国军队来自不同体系，各有算盘，加上战法不得力，我们原本可以取得更大的战果。

        举例来说，商震和傅作义都曾在或现正在阎公麾下，也都参加了长城抗战，可商震为保存实力，只派出了部分兵力，加上战法不当，最终徒劳无功；而傅作义却能依据实际情况，打得有勇有谋，从敌我损失对比看，该部是长城抗战中唯一造成日军损失超过我方的部队。

        前车之鉴已是如此，加上西北与南京当局又份属敌对，尽管我们也同意一致对外，但这个一致只是抗日态度上的一致，绝非军事行动上的一致！我党、我军自成立以来就奉行独立自主，今后我们同样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

        赵振中所说有理有据，阎锡山一阵无言。想想也是，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来自不同体系的军队又各有心思，怎可能毫无保留的齐心协力？在同一个体系中，还难以做到不偏不倚呢，又何况不同势力间？

        原本历史上，李服膺在天镇奋战十余日，最终迫于形势而撤退，却被阎锡山以违抗军令的名义给枪毙了。但对同样丢失阵地却保留部队的王靖国，阎锡山却不予追究，甚至执法总监张培梅因此愤而自杀后，阎锡山仍对王靖国重用。同属于晋绥军却仍有亲疏之别，何况来自不同体系的军队？

        实际上，赵振中不愿与晋绥军联合作战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在原本的历史上，晋绥军在抗战中与友军间的配合堪称拙劣。

        平型关战役中，高桂滋率部苦战，连连向晋绥军求援，可孙楚、郭宗汾口中答应派兵增援，而实际上却按兵不动，致使高部损失惨重，防线被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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