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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来说，这些古儒派的想法都是空想的，而且是最标准的空想小资社，因为与他们这些设想的听起来很美好的政策所配套的，都是彻底反动的。

        很多东西听起来很美好，但细究起来，就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简言之，农业中的宗法经济、工业中的行会制度。

        大顺朝廷倒是不可能有这等理论基础，去否定这个学派的建议。

        只是单纯地从行政角度，认为这个想法纯粹扯犊子。

        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根本不可能改成这样的，这么改必要天下大乱。

        这是生怕自己当不成王莽。

        而这个风波过后，大顺这边的科举改革也就成了一块不敢轻易触动的疤痕。

        到这二十年实学兴起，皇帝现在自认自己完全压得住、把握得住，却也不得不考虑自己死后，下一辈的儿子们该怎么办了。

        大顺没钱搞全国性的学校制改革，因为不患寡而患不均，要么全面改、要么不改。

        刘钰这种民间力量搞得实学推广，就没有这个桎梏，因为明确说了，学这玩意儿不能科举，朝廷不承认这是学问。

        要么进海军、要么去殖民地，总归已有的蛋糕不能切，之前上车的人已经把门焊死了。

        有本事，去外面，做大蛋糕。

        摆在皇帝面前的选择，也就只剩下对外扩张，提供更多的非原本蛋糕的上升通道，否则肯定是要出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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